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分会场综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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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下午第一会场的专题研讨以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为中心展开探讨。 班丽霞《探寻音乐文本分析与社会内涵阐释的中介》，主要从“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出发，通过对一些音乐学家研究个案的考察，归纳和批评了直观类比、审美体验、身体隐喻、符号分析、语境分析、场域分析、结构类比等多种中介方法，认为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为音乐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杨晓琴《从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看音乐史的撰写视角、观念与方法》，通过“音乐史的撰写方法”这一焦点问题，着重论述了塔鲁斯金在《牛津西方音乐史》中编撰音乐历史的新视角，认为这样一种藏在语境化历史中的结构主义叙事的史学观念，为整个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方向。 郭昕《音乐结构史——西方音乐史学编纂的新视角》，通过对音乐结构史释义、音乐结构史优势、音乐结构史实践三方面的阐述与分析，认为正确的运用音乐结构史可以突破传统音乐史编纂学的局限，获得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宋戚《科尔曼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理路探赜——兼及科尔曼音乐批评与“新音乐学”之关系》认为，科尔曼的批评性研究和“新音乐学”分别处于“围绕作品的传统研究”与“由音乐解读文化”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上，而科尔曼的审美批评研究则为传统音乐学研究向“新音乐学”的转变，在新、旧方法论的过渡上搭建了“桥梁”。 谌蕾《西方学者的歌剧史研究与写作》，认为对西方歌剧史的现有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很有必要，这不仅能概览出西方学者歌剧史写作的整体情况，也能折射出当下歌剧史写作的西学前沿，并对中国学者的西方歌剧是研究与写作提供些许借鉴。 在本场的答疑环节中，杨燕迪首先提出问题：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与达尔豪斯音乐结构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杨晓琴通过塔鲁斯金本人所言“以文本和作品为中心的西方音乐，尤为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便是将历时性的音乐要素固化为空间性范畴”进行了解答，阐述了两者在以作品为核心、追求音乐的空间性范畴等方面是存在些许联系的。刘经树还补充道：“虽然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具有结构史的某些想法，但它不是典型的结构史。”这让在场的师生们都深受启发，并对“音乐结构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梁晴《六法之中国交响曲》，主要以“谢赫六法”为基础，结合具体的中国交响曲作品对音乐的不同方面特征进行描述，并与西方交响思维和具体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还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了“中国需要怎样的交响曲？”和“应当用怎样的史学方法去把握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脉络”等重要问题。 吕畅《范式：重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对中国近现代乐律学学科的意义》，主要透过“范式”这一概念，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三方面论述了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一书对于乐律学科的范式意义，并进一步探讨该书在社会进化论史观、实证主义、疑古精神等方面的得失。 钱慧《南宋茶坊演艺市场的音乐生产及其文化特色》，主要以南宋茶坊演艺市场中的音乐生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主要类型、经济关系、表现特点的解析，管窥宋代演艺市场的基本面貌，进而为探寻宋代音乐的发展、转型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冯雷《社会控制：“礼乐”与“乐教”异同辨析——从抗战时期创建的“国立礼乐馆”逆推》，主要通过对民国时期“国立礼乐馆”的创建到结束的历史脉络梳理，结合伦理学、社会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角辨析礼乐”与“乐教”的异同，认为“礼乐”与“乐教”是音乐政策，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手段之一。并针对其文章中的新术语——“社会行为总量”进行了解释。 刘泓池《80年前的城市印象：聆听影片<都市风光>》的世界》，主要结合《都市风光》的影片内容与音乐片段对音乐的语义进行分析，尝试勾画影片制作者们对30年代都市女性的态度，并结合史料呈现当时女性的生存环境，以产生对“五·四”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新的理解。 稿件指导：何 弦 审 稿：包德述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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